卫立煌被中共列为战犯后为何说“我有救了”
摘要：国家旅游地理2月17日讯 他曾是孙中山的警卫，后又成为蒋介石剿共的干将；他既为蒋介石立下赫赫战功，又敢于和他唱对台戏；他在抗战中虽创下辉煌战绩，胜利后却被解除了兵权；在辽沈战役中他暗做内应，配合了解放军的战略进攻，事后却成了中共公布的战犯；蒋
国家旅游地理2月17日讯 他曾是孙中山的警卫，后又成为蒋介石“剿共”的干将；他既为蒋介石立下赫赫战功，又敢于和他唱对台戏；他在抗战中虽创下辉煌战绩，胜利后却被解除了兵权；在辽沈战役中他暗做“内应”，配合了解放军的战略进攻，事后却成了中共公布的战犯；蒋介石下野后，他逃到香港隐居，1955年初却突然返回大陆……这就是国民党爱国将领卫立煌曲折而传奇的一生。
卫立煌与“立煌县”
1897年，卫立煌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市卫杨村。青年时期投身行伍，在孙中山的广州大本营担任警卫，因机灵能干，由一名普通士兵而逐步提升为中级军官。北伐战争时期，他历任国民革命军团长、旅长、副师长等职务。1925年，孙中山逝世。蒋介石利用各种政治手段打击政敌，笼络人才。蒋极力宣扬自己“永丰”舰上保驾孙中山的功绩，把自己标榜为总理未竟事业的接班人。那时思想单纯的卫立煌，受到蒋介石的迷惑，遂投靠其麾下，追随蒋东征北伐，成为他手下一员能打硬仗的骁将。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他也跟着走上反共的道路。
1930年卫立煌奉蒋介石之命在蚌埠组建第四十五师，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相继爆发后，卫部因参与沪杭线警戒扩编为第十四军。卫立煌后来成为蒋介石嫡系部队的重要力量，在对红军的围剿和对福建事变的镇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1932年7月，蒋介石发动了对红军的“围剿”，卫立煌被派为中路军第六纵队指挥官，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由于中共当时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统治，又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指导，第四方面军指挥机关先是盲目轻敌，在敌人大举进攻后，又惊慌失措，指挥主力仓皇西撤。于是卫立煌率军趁虚而入，8月间占领了鄂豫皖边区的军政中心——金家寨。为了嘉奖卫立煌的功劳，鼓励其他“剿共”部队的士气，蒋介石除奖给卫立煌以巨额金钱以外，还由国民党政府颁布明令，在大别山中地跨鄂豫皖三省之间“三不管”的险要城镇金家寨建立一个新的县治，用卫立煌的名字命名为“立煌县”。蒋以手下将领的名字命名为县名的只有两例，一个是所谓“经扶县”，即刘峙（字经扶）的字，另一个就是卫立煌。蒋介石此举，既鼓舞了士气，也明确地将卫立煌推到了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卫立煌部队占领金家寨后，到处搜捕苏区干部、赤卫队员和红军家属，镇压农会积极分子，保护封建地主，搞反攻倒算，一时造成苏区的白色恐怖。
1933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高举“反蒋抗日”的旗帜，和红军签订了停战协定。蒋介石十分恐慌，忙派卫立煌、张治中、蒋鼎文担任三路总指挥，分兵向福州进军。卫立煌行动迅速，很快抵达福建北部，对十九路军形成夹击之势。刚刚成立不到百日的“人民革命政府”由于内部不团结，许多事情还没有商定，就宣告夭折了。卫立煌为了截断十九路军经泉州退入广东的道路，又迅速行军，隐蔽地绕到闽江以南进行阻击。卫立煌在这一内战中又替蒋介石出了大力，受蒋厚赏，他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目无领袖”
卫立煌虽因战功卓著而名列“五虎将”之一，但他一非蒋氏同乡，二非黄埔军校学生，蒋氏对他心存间隙，二人并非亲密无间。卫立煌对蒋用人唯亲，凡事以个人私利当先多有不满，而蒋对卫这匹动不动就发脾气，难以驯服的悍马也是一肚子气，二人时不时发生摩擦。早在北伐时二人就产生过矛盾。1925年蒋介石借廖仲恺一案逼走卫的上级许崇智，许的粤军被改编为国民军第一军，卫立煌由旅长降为团长，心生不满，他对许崇智怀有感情，一有机会总想见许，但蒋阻止他俩往来。卫曾对手下亲信说：“如果有兵力在手，非把不讲信义的蒋介石搞垮不可。”1933年10月，蒋介石发动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任命卫立煌为第一纵队指挥官，虽处于最前线，但位居“小委员长”陈诚之下，他甚为恼火，一气之下，回了南京。别人问他原因，他言道：仗打赢了，全是别人的功劳；输了，全是自己的责任。卫也不想把事情闹大，称病住院。探视者络绎不绝，蒋虽有意追究卫的责任，后来也只有不了了之。镇压“福建事变”，卫立煌居功至伟，但事后蒋却把福建省主席一职给了陈仪，省主席一职被视为受蒋重用的标志，顾祝同与卫立煌资历相当，早在1930年顾就当上了江苏省主席，而卫却始终与此无缘，对于蒋始终不信任自己，不予重用，卫心中很沮丧。1941年底，卫去重庆开会，除夕夜蒋介石设家宴款客，请柬送到卫的住处，卫已签名准备赴宴，但倔性子一发作，临时改变主意不去了，只打了个电话告知蒋的秘书，说他要去宋庆龄处赴宴。晚宴原定14人，因卫缺席而变成13人，蒋认为13数不吉利，临时拉了秘书凑数。事后，蒋介石在很多场合谈起此事，说卫立煌狂妄自大，目无领袖，不给他面子。卫知道后也不去道歉。
延安之行
卫立煌有爱国心，对日作战更是坚决。正是在艰苦的抗战中，卫立煌重新认识了共产党、八路军。而其中1938年4月延安之行，成了他思想转变的关键。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二战区前敌总指挥，令其率军开赴山西。蒋这样做目的有三：其一，在全国抗战大形势下，派善打硬仗的卫立煌到华北前线抗日，以捞取“领导”全国抗日的名声和地位；其二，卫立煌是反共出了名的，调他进山西，可以监视、钳制、甚至消灭驻山西的八路军，并可与西北胡宗南部队遥相呼应，包围封锁以至进攻陕甘宁边区。蒋认为，以卫立煌的反共历史，他不会同共产党妥协、合作，同时中共也不会信任卫立煌，因而不会有国民党军被中共统战之虑；其三，蒋还想在阎老西的地盘插上一只脚，以图逐步占有山西。这是蒋的主观意图，至于卫本人的思想状况如何，他并不摸底。
平型关大捷，八路军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卫立煌对这支装备落后的军队刮目相看。忻口战役，八路军一二九师火烧阳明堡飞机场，有力地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八路军的山地游击战，机动灵活，有效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更使卫佩服不已。战役前后，卫立煌在太原、临汾几次会见周恩来，相互开诚布公地交换了各自的观点。他受周恩来影响很深，这是他思想转变的一个契机。周恩来去武汉后，朱德总司令负责和卫接触联系，朱德这位辛亥革命的老将、赫赫有名的总司令，以忠厚长者的风度和亲切、诚恳、谦虚、热情的态度与卫长谈，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是引导他乐于和八路军接近，并使其改变对共产党看法的第二个人。作为来延安的“高级”客人，卫受到热情接待。卫对八路军以“战地服务团”的工作方式，对部队进行宣传鼓动和政治思想教育的做法十分赞赏，决定学习八路军的经验，在自己的部队里成立这种政治工作的组织，以提高官兵的士气与战斗力。后来，他向八路军要了一名战地记者赵荣声（地下党员）来做他的秘书，赵在他身边，起到了帮助卫政治上进步的作用。卫立煌参观延安抗大及其他地方，他看到抗大以至整个延安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平等、互助、团结的同志式的关系……看到所有生气勃勃、奋发向上的事物的时候，都感到非常新鲜、敬佩。他受到气氛感染，发表演讲，表示：“今后要继续和八路军亲密合作，向八路军学习，和八路军一道坚持华北抗战，绝不退过黄河。反对投降妥协，反对仓皇失措、退却逃跑，收复一切失地！”如果说卫立煌在来延安之前，经过周恩来、朱德的细致、耐心的思想工作，思想已经有了接近共产党、八路军的萌芽，那么延安之行后，他的思想就更前进了一大步。
卫立煌与“立煌县”
1897年，卫立煌出生于安徽省合肥市卫杨村。青年时期投身行伍，在孙中山的广州大本营担任警卫，因机灵能干，由一名普通士兵而逐步提升为中级军官。北伐战争时期，他历任国民革命军团长、旅长、副师长等职务。1925年，孙中山逝世。蒋介石利用各种政治手段打击政敌，笼络人才。蒋极力宣扬自己“永丰”舰上保驾孙中山的功绩，把自己标榜为总理未竟事业的接班人。那时思想单纯的卫立煌，受到蒋介石的迷惑，遂投靠其麾下，追随蒋东征北伐，成为他手下一员能打硬仗的骁将。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他也跟着走上反共的道路。
1930年卫立煌奉蒋介石之命在蚌埠组建第四十五师，九一八、一二八事变相继爆发后，卫部因参与沪杭线警戒扩编为第十四军。卫立煌后来成为蒋介石嫡系部队的重要力量，在对红军的围剿和对福建事变的镇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1932年7月，蒋介石发动了对红军的“围剿”，卫立煌被派为中路军第六纵队指挥官，进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由于中共当时被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统治，又由于张国焘的错误指导，第四方面军指挥机关先是盲目轻敌，在敌人大举进攻后，又惊慌失措，指挥主力仓皇西撤。于是卫立煌率军趁虚而入，8月间占领了鄂豫皖边区的军政中心——金家寨。为了嘉奖卫立煌的功劳，鼓励其他“剿共”部队的士气，蒋介石除奖给卫立煌以巨额金钱以外，还由国民党政府颁布明令，在大别山中地跨鄂豫皖三省之间“三不管”的险要城镇金家寨建立一个新的县治，用卫立煌的名字命名为“立煌县”。蒋以手下将领的名字命名为县名的只有两例，一个是所谓“经扶县”，即刘峙（字经扶）的字，另一个就是卫立煌。蒋介石此举，既鼓舞了士气，也明确地将卫立煌推到了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卫立煌部队占领金家寨后，到处搜捕苏区干部、赤卫队员和红军家属，镇压农会积极分子，保护封建地主，搞反攻倒算，一时造成苏区的白色恐怖。
1933年11月，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高举“反蒋抗日”的旗帜，和红军签订了停战协定。蒋介石十分恐慌，忙派卫立煌、张治中、蒋鼎文担任三路总指挥，分兵向福州进军。卫立煌行动迅速，很快抵达福建北部，对十九路军形成夹击之势。刚刚成立不到百日的“人民革命政府”由于内部不团结，许多事情还没有商定，就宣告夭折了。卫立煌为了截断十九路军经泉州退入广东的道路，又迅速行军，隐蔽地绕到闽江以南进行阻击。卫立煌在这一内战中又替蒋介石出了大力，受蒋厚赏，他当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目无领袖”
卫立煌虽因战功卓著而名列“五虎将”之一，但他一非蒋氏同乡，二非黄埔军校学生，蒋氏对他心存间隙，二人并非亲密无间。卫立煌对蒋用人唯亲，凡事以个人私利当先多有不满，而蒋对卫这匹动不动就发脾气，难以驯服的悍马也是一肚子气，二人时不时发生摩擦。早在北伐时二人就产生过矛盾。1925年蒋介石借廖仲恺一案逼走卫的上级许崇智，许的粤军被改编为国民军第一军，卫立煌由旅长降为团长，心生不满，他对许崇智怀有感情，一有机会总想见许，但蒋阻止他俩往来。卫曾对手下亲信说：“如果有兵力在手，非把不讲信义的蒋介石搞垮不可。”1933年10月，蒋介石发动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任命卫立煌为第一纵队指挥官，虽处于最前线，但位居“小委员长”陈诚之下，他甚为恼火，一气之下，回了南京。别人问他原因，他言道：仗打赢了，全是别人的功劳；输了，全是自己的责任。卫也不想把事情闹大，称病住院。探视者络绎不绝，蒋虽有意追究卫的责任，后来也只有不了了之。镇压“福建事变”，卫立煌居功至伟，但事后蒋却把福建省主席一职给了陈仪，省主席一职被视为受蒋重用的标志，顾祝同与卫立煌资历相当，早在1930年顾就当上了江苏省主席，而卫却始终与此无缘，对于蒋始终不信任自己，不予重用，卫心中很沮丧。1941年底，卫去重庆开会，除夕夜蒋介石设家宴款客，请柬送到卫的住处，卫已签名准备赴宴，但倔性子一发作，临时改变主意不去了，只打了个电话告知蒋的秘书，说他要去宋庆龄处赴宴。晚宴原定14人，因卫缺席而变成13人，蒋认为13数不吉利，临时拉了秘书凑数。事后，蒋介石在很多场合谈起此事，说卫立煌狂妄自大，目无领袖，不给他面子。卫知道后也不去道歉。
延安之行
卫立煌有爱国心，对日作战更是坚决。正是在艰苦的抗战中，卫立煌重新认识了共产党、八路军。而其中1938年4月延安之行，成了他思想转变的关键。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二战区前敌总指挥，令其率军开赴山西。蒋这样做目的有三：其一，在全国抗战大形势下，派善打硬仗的卫立煌到华北前线抗日，以捞取“领导”全国抗日的名声和地位；其二，卫立煌是反共出了名的，调他进山西，可以监视、钳制、甚至消灭驻山西的八路军，并可与西北胡宗南部队遥相呼应，包围封锁以至进攻陕甘宁边区。蒋认为，以卫立煌的反共历史，他不会同共产党妥协、合作，同时中共也不会信任卫立煌，因而不会有国民党军被中共统战之虑；其三，蒋还想在阎老西的地盘插上一只脚，以图逐步占有山西。这是蒋的主观意图，至于卫本人的思想状况如何，他并不摸底。
平型关大捷，八路军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卫立煌对这支装备落后的军队刮目相看。忻口战役，八路军一二九师火烧阳明堡飞机场，有力地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八路军的山地游击战，机动灵活，有效地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更使卫佩服不已。战役前后，卫立煌在太原、临汾几次会见周恩来，相互开诚布公地交换了各自的观点。他受周恩来影响很深，这是他思想转变的一个契机。周恩来去武汉后，朱德总司令负责和卫接触联系，朱德这位辛亥革命的老将、赫赫有名的总司令，以忠厚长者的风度和亲切、诚恳、谦虚、热情的态度与卫长谈，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这是引导他乐于和八路军接近，并使其改变对共产党看法的第二个人。作为来延安的“高级”客人，卫受到热情接待。卫对八路军以“战地服务团”的工作方式，对部队进行宣传鼓动和政治思想教育的做法十分赞赏，决定学习八路军的经验，在自己的部队里成立这种政治工作的组织，以提高官兵的士气与战斗力。后来，他向八路军要了一名战地记者赵荣声（地下党员）来做他的秘书，赵在他身边，起到了帮助卫政治上进步的作用。卫立煌参观延安抗大及其他地方，他看到抗大以至整个延安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平等、互助、团结的同志式的关系……看到所有生气勃勃、奋发向上的事物的时候，都感到非常新鲜、敬佩。他受到气氛感染，发表演讲，表示：“今后要继续和八路军亲密合作，向八路军学习，和八路军一道坚持华北抗战，绝不退过黄河。反对投降妥协，反对仓皇失措、退却逃跑，收复一切失地！”如果说卫立煌在来延安之前，经过周恩来、朱德的细致、耐心的思想工作，思想已经有了接近共产党、八路军的萌芽，那么延安之行后，他的思想就更前进了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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