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资源报道的生态观

　　木格错、都江堰、怒江水电工程都不是中国第一座大坝，但它们带来的争论此起彼伏，引起的关注是空前的。

　　三年来，在围绕一些水电工程建与否的争论中，有人认为媒体“反坝”。甚至觉得现在社会上之所以有不少人怀疑大规模建大坝与媒体的宣传有关。

　　随着现代化、工业化的推进，生态问题不断凸显。对于此类争议性生态问题，媒体的作用、职责和所能产生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对近年来有关建坝的报道进行分析，媒体关注的方式与角度、记者报道的技巧可从四个方面加以论述、概括：

　　第一，从只说“好得很”变为多种声音

　　有关怒江能否修建大型水电站话题，各级媒体的上百篇文章、节目的题目中有这样三类：第一类是“完全正面”地介绍和评论某些大型水电工程计划。这些报道分布在各大主流媒体上；第二类强调怒江截流建水电站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即除了发电，它们将带来负面影响：主要是移民、文化传统的丧失、生态系统的破坏、世界自然遗产的破坏等；第三类，提出问题，寻找解决办法。比如：在怒江建坝之争的报道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背景”谈的是《专家谈怒江建坝的利弊得失》、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的节目《怒江的选择》，还有其他一些相关报道，例如《中国NGO：我反对》(《新闻周刊》)、《怒江大坝工程暂缓背后的民间力量》《怒江困境 除了水电，怒江脱贫有无第二条道路？》等。长期以来，媒体在大型建设工程的信息传递中，说积极的一面比较多，可能出现的弊端分析得少。近年来的报道与评论中，不仅有第一类报道，也出现了上述第二、三类信息，并有深挖趋势，提供更多信息供受众进行判断。

　　第二，超越简单的反对与拥护

　　仔细阅读这些报道，会发现没有一位作者是只表达一种“反对一切水坝、反对一切水电建设”的观点。即使是一些明确反对某大型工程的文章，也不是简单否定。例如认为水电不是清洁能源，并对怒江十三级水电开发持反对意见，写了《怒江十问》的《绿色中国》副主编沈孝辉提出并多次阐明他的建议—“分类指导开发水电”。他强调：“根据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我们提议，对全国的江河流域按五种类型建立科学的分类系统，作为江河环境保护与水电开发的依据。这种分析的态度不是“反对一切大坝”或是“拥护一切大坝”这种逻辑所能容纳的。

　　第三，传递新观念

　　在反映对修建某些大水电站的不同看法时，一些原本不为人们注意的、或只为少数专业圈知晓的知识与新观念，通过媒体传递给更多人。怒江之争从一开始，科学家、生态学家强烈呼吁的就是：中国现在只剩下两条没有开发大型水电工程的江，一条是怒江，一条是雅鲁藏布江。怒江因为它的山高路远和险峻，还从来没有进行过全面的生态科学考察。如果现在就把它破坏了，损失将无法挽回。世界各国对于传统利用河流的观念已经有了相当大变化。发达国家已经将“恢复河流”当作管理和保护河流最重要的理念和举措。

　　专家的这些观点，通过媒体的传播被广大受众知晓，易于在全社会形成健康、长效的生态观。

　　第四，推动公众参与

　　在有关保护江河的报道中，一些媒体对某些项目的质疑和呼吁应持审慎态度，还另有含义：在大型工程建设中呼吁更加民主和科学的决策过程；凸显按照法律程序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重要性；强调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其实，这些声音早已不限于对某一两个工程利弊的探讨，而是提出了怎样使决策程序民主化以确保决策科学性的宏观发展问题。

　　从2003年，中国媒体开始关注四川康定木格措能否建坝，到2008年，怒江仍是世界媒体关注的焦点新闻，在关注江河上，中国媒体的报道出现了过去所没有的多样化、多角度化。在这一过程中，媒体真正重要的意义和贡献，是将有关建坝争论的多种信息而不是只将一种信息传递给公众；是在鼓励一种对公共事务平等讨论、多方参与的新决策机制。

　　从木格措水电站的停建，到都江堰杨柳湖水坝的取消，到虎跳峡、怒江的开发，既有国家总理批示，又有民间环保组织行动，中国媒体在江河的保护上，影响公共决策，实现公众参与，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中国媒体在环保领域影响公共决策的过程中也在成长。中国记者们在面对要开发还是要保护，要发展还是要可持续发展的论证中逐步成熟。而这一阶段的报道，细细读来更是传媒课堂中的教课书。它有多种声音、不同角度，它传递知识、推动参与。